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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11月28日电 (记者 高凯)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第14届年会(2023)暨“世界变局与文化互鉴”国际学术会议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举办。

　　当日国际会议由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京师特聘教授向云驹主持。主论坛上，来此不同领域的与会专家们围绕世界变局与文明互鉴这一主题，从自己的研究经历、实践经验出发阐述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提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对于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正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10周年，中国和世界各国开展的文明交流活动正在按下加速键，书写新的篇章。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博古睿讲席教授安乐哲(Roger AMES)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特性，阐述了儒家文化中的家庭观念，指出孝是中国早期儒家最具决定性的价值观之一，是儒家成人之道的起点和归宿。生命体和它所体现的生命延续，是文化整体知识的传送，生生不息的文明世界因此得以留存和发扬。

　　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谈到，文明的基础是文化，文化的本质在于化，化的前提是多样变化，过程是平等对话，结果则是融通。在今天的地球圈，大家命运相连，道路相通，应当在文化、艺术、经济等多个维度加强交流互鉴，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明。

　　大会的平行论坛分别以“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及方法”“影视文化的交流与创新”“跨学科视域中的文艺互鉴”为主题，平行论坛四是第八届“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学术研讨会，学者们专注于该文化项目的实践与理论，一致认为该活动在制作理念和方法上取得了规范化、体例化的不断发展，期待其在未来继续利用影视的视觉化传播优势，推动人际文化体验，唤醒他者的文化认同。

“三极文化对话”环节。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供图

　　在“三极文化对话”环节，罗军、方家麟(Jocelyn FORD)、顾彬(Wolfgang KUBIN)、李道新、俞虹、周敏等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进行讨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罗军向众位专家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为了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大家会推荐哪一个代表中国的元素或概念？学者们分别选择了孔孟哲学、阴阳之道、作为中国故事载体的人、修禅之道和礼文化，各抒己见，呈现对中国多元文化传播价值的深刻理解。接着，专家们聚焦当今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表达自由、故事叙述空间、中外视角同步、国际传播效率、个人故事与世界大同等议题，形成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完)

　　中新网北京11月28日电 法国《欧洲时报》近日刊发题为《对话英国汉学家吴芳思：学中文让我接触到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度》报道，讲述记者与年逾七旬的英国汉学家、大英图书馆中国馆原馆长吴芳思(Frances Wood)在今年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相处一天中获得的“惊喜”。

　　“敦煌的美都是在内里，我非常想再次回到那里。”年逾七旬的吴芳思是大英图书馆中国馆原馆长，她曾和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敦煌经卷相伴了36年。在关于她的文章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这句话是记者在见到吴芳思之前，查阅关于她的报道看到的。在拜读了她所著的几本书籍后，记者发现，她的经历与学识广阔得惊人。吴芳思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母亲是法语教师，父亲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在家庭的熏陶下，吴芳思每日与书香和老物件为伴，并乐在其中。

　　大多数中国读者熟悉吴芳思是因为她1995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该书在全球也引起很大反响。吴芳思根据其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和理解，质疑马克·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因为《马克·波罗游记》中并没有提到喝茶、筷子、缠足和长城等事物，且游记内容在马可·波罗去世后仍有大量更新。吴芳思曾说，她想通过这本书提醒人们重视材料、证据的可靠性，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它们，敢于提出不同的设想。

　　在她撰写的10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中，有不少“挑战”中西方历史“通识”的内容。例如在谈到她1998年出版的《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1843-1943)一书时，她告诉记者“上海租界的很多公园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规定，如果一个人不会骑自行车，可能也会被一些公园拒之门外。”2008年，在《秦始皇传》(China's First Emperor and His Terracotta Warriors)中，吴芳思介绍，在西方人眼里，秦始皇是与孔子、老子齐肩的千年伟人，他是一个倡导法制、标准化治国的君主，焚书坑儒也另有隐情，这为中国读者认识秦始皇提供了不同的角度。2016年，吴芳思出版了《谁背叛了中国：中国与一战》(The Betrayed Alley, China in the Great War)一书。那段时间，无论是参加BBC的访谈还是在英国各大学做中国文化讲座，她都会用“一些外国居民和外交官眼里的中国一战经历”等史料来回顾中国对一战的贡献。

　　正是这份不断挑战的勇气让吴芳思与中国结缘，并且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我学习中文可能是受了潜意识的影响。因为之前在学校已经学过了法语和西班牙语，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就想再选一门和这两种语言截然不同且具有挑战性的语言，越难越好。”于是，吴芳思选择了中文，她曾言，“我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学中文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个惊奇而又令人神往的国度。”

　　“因为我学过中文，所以得到了来中国的机会。”吴芳思回忆道，1971年，英中了解协会(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组织工人交流团去中国一个月，“但是‘有钱有闲’的年轻工人并不好找，所以他们决定招几位懂中文的人。”吴芳思说，“那年夏天我刚从剑桥毕业，过世的祖母留给我大概250英镑，足够我加入交流团。于是，我有了那趟记忆深刻的旅行。”

　　1975年，想要练习中文口语的吴芳思，报名参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组织的英中学生交流项目。行动力极强的她时隔3年再次到中国，并在北京学习了一年。

　　“当时我住在25楼，好像在北大东南门那边”，吴芳思回忆说，因为当时想留在北京，所以她选择了进修中国历史，“那时的北京和现在很不一样，买裤子只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人们做饭也很不方便，好几家都要在一起做。”吴芳思感叹，现在北京的发展“太快了”，很高兴能够看到人们过的越来越好。

　　1977年，从中国回到英国的吴芳思入职了大英图书馆。那时，馆内的敦煌藏品处于亟需修复的状态，“行动派”吴芳思负责为修缮工作寻找资金和帮助，“大约有5年时间，我们邀请了中国文物修复专家来帮忙。通过不断努力，我们修复了包括《金刚经》在内的1.4万件藏品。这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谈起工作，吴芳思是个“务实派”，她说，“我总是说自己算不上图书馆馆长，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图书馆方面的考试，因为我认为那些考试没什么意义。从管理中文藏书的角度出发，跟学习一些令人费解的、可能以后永远都不会使用的编目系统相比，我认为，努力保持较高的中文水平要重要得多。”

　　吴芳思与记者分享了她为大英图书馆“买书”的经历。中国馆的职责之一是购入关于中国的图书，除纯科学话题的图书，还涉及了很多领域，比如人文学科。“1977年，中国出版物还不多，只能通过几个书店购买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上世纪80年代，我们有更多的出版社可以选择。”她说这也是她成为中国文化“粉丝”的过程。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不仅有珍贵馆藏，还有一些较为罕见的古书。例如，一本介绍普陀山游览路线的古书，虽不算知名，也称不上精致，但在吴芳思眼中“独具魅力”。

　　吴芳思从小就爱书，尤其爱真实的历史故事，而不是小说。不过她对《红楼梦》英国译者大卫·霍克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记忆深刻：研究中国，难就难在要区分真实历史与虚构故事，因为常常“历史讲成了故事，故事写成了历史”。

　　这些年，吴芳思走了中国不少城市，但是她最爱的还是记忆中的老北京城，怀念“骑自行车走在胡同里”的感觉。“我在中国北方农村与当地人聊天，他们会说‘你的中文说的比我都好’。”出于对中文的热爱，一头银发的吴芳思在和记者的交流中坚持用中文表达，当了解到记者很遗憾没有买到她的英文书籍时，她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小本记下地址。分别后不久，记者便收到了她从伦敦家中寄来的《秦始皇传》。手握着这本书，记者想起她曾说过的一句话：“语言是沟通的工具，越沟通越会发现，中英只是文化不同，理解与共情是人类的相处之道。”(文/李璟桐) 【编辑:房家梁】